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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赫斯：由隐喻到小说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　作者：博尔赫斯发布时间：2009/6/16

    对我们大家来说，隐喻是美学的一个错误。（我原来打算写“只不过是美学的一个错误”，但后来我发现我的断言也包含了一个隐喻。）隐喻这种手法，叔本华、德·昆西、弗朗切斯科·德·桑科蒂斯、柯罗齐、及切斯特登等人都作过分析。在本文，我只想就最后两位发表自己的见解。柯罗齐否定这种隐喻艺术，而切斯特登则加以维护。我的看法是，柯罗齐是有道理的。但我很愿意探讨一下，一种在我看来不合理的形式，为什么如此受到青睐。

    柯罗齐的话说得已十分明白，我只需用西班牙文重复一遍就行了：“如果象征的产生是艺术直觉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象征就是这种直觉的同义词，具有幻想的特色。如果象征的产生可以脱变艺术直觉，如果，一方面，象征可以被表达出来，一方面，被象征的事物又重蹈理智主义的错误，那么所谓象征就是抽象概念的展示，就是隐喻，是科学，是模仿科学的艺术。但是，我们也应当公正的对待隐喻，并且应当明白，在某些情况下它是无害的。从《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可以引出任何一种寓意；从淫荡诗人马里诺的《阿多尼斯》，可以引出乐极生悲的思索。面对一尊塑像，雕塑家可以在上面贴上纸条说它是宽厚或慈悲之神。一部完稿的书里写进诸如此类的隐喻，不会损害这本书，这是一些外加的、补充说明另一些词语的词：《给被解放的耶路撒冷》补充一页表达诗人思想的文章；给雕像加上‘宽厚’或‘慈悲’之类的词语。”在那本《诗》（巴里，1946）的第222页，其余七更为严厉：“隐语并非是表达精神的直接形式，它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或密码而已。”

    柯罗齐不承认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区别，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隐喻在他看来简直是可憎的，因为它把两种含义合为一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的或是字面上的含义（但丁在维吉尔的指引下找到贝阿特丽奇），另一种是它的象征意义（人在理智的引导下最终到达他的信仰）。柯罗齐认为这种写法太费解。

    为了维护隐喻的手法，切斯特登已开始就否认，语言是表达现实的语汇告罄，“人知道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蕴藏着无数比秋天森林的色彩更难言明的，使人眼花缭乱的色彩……然而，他知道，这些色彩在其使用和变换过程中是可以通过嘟哝、尖叫等任意机制精确地表达出来。他认为，一个正确经纪人能够真正的发出表达其思想中各种秘密和强烈欲望的声音。”语言若是不足，还有别的办法，隐喻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如建筑和音乐。隐喻由言语构成，但它不是语言，不是这个词语所表示的价值和神秘启示的符号。隐喻是比音节更为确切的符号，它更加丰富，更加准确。

    我不清楚这两位意见相左的杰出人物中哪位有理，但我知道隐喻艺术曾一度使人着迷，（那本犹如迷宫似的《玫瑰传奇》有二百个抄本，有二万四千行诗）但现在让人受不了。我们觉得不但令人容忍不了，而且到了愚蠢和轻浮的程度。在《新生》中塑造了他的激情史的但丁和在刽子手的刀剑下在帕维亚塔写作《哲学的安慰》的罗马人波伊提乌，大概都不会理解这种感觉。那么，如何才能在不必追根求源的情况下解释有关对隐喻的兴趣的不同看法呢？

    柯勒律治认为，所有的人天生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或柏拉图式的。后者直觉地认为思想就是现实，前者认为思维是万能的。对柏拉图学派来说，语言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的象征系统。对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说，语言是宇宙的地图。柏拉图学派认为天地万物就是宇宙，它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对亚里士多德学派而言，可能是一种错误或者是我们片面认识的臆造。斗转星移，两位不朽的对手各自的阵营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巴门尼德、柏拉图、斯宾诺莎、康德、布拉德莱；另一方面是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洛克、休谟及威廉·詹姆斯等等。在中世纪的艰辛学派之中，大家都印证人类智慧的大师亚里士多德，但唯名论者是属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现实主义者是柏拉图学派的。路易斯曾说过，中世纪唯一一场有某种哲学价值的辩论，就是唯名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辩论。这一判断是冒失的，但突出了这场持久的论战的重要性。这场论战，是由波伊提乌翻译并加以评论的波菲利的一句格言所引起的，发生在九世纪初。安瑟伦和洛色林将其一直延续到11世纪末，而奥卡姆又于14世纪重新予以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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