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
匮乏、丧失与绵延(6)
作者:林贤治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3175  更新时间:2011/12/10 22:00:12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五卅以后,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共产主义思想迅速传播,这就使刚刚从文学革命中生产的新诗变得躁动难耐。1928年,郭沫若、冯乃超、蒋光慈等一批青年共产党人公开宣扬“文学即宣传”的观念,他们的诗歌实践,也就不能不按照某种事先发布的指令工作,标榜阶级性、集体性,强调宣传效果而贬低诗性艺术。郭沫若于1936年表示说:“我高兴做个‘标语人’、‘口号人’,而不必一定要做‘诗人’。”后来又总结道:“自从《女神》以后,我已不再是‘诗人’了。……要从技巧的立场来说,或许《女神》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但像产生《女神》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这种无视诗歌艺术的倾向,一直影响到三十年代的左翼诗歌运动。当时,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治之下,敢于暴露、呐喊和反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是可宝贵的。但是,既是艺术行为,就不是有组织的行为,而应当是充分个人化的,人性化的,有着内部的驱力和自由。曼德尔施塔姆说:“诗歌是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它憎恶主义。”他强调的,就是诗歌必须从主义的强制性宣传中夺回个人的自由。有的诗人写诗并非意在宣传,像殷夫,诗只是他的革命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在艺术上有一个明显的欠缺,便是新闻式的制作,满足于即时的感应,当诗迫近现实时缺乏“遥远的目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说:“诗人的眼睛在狂怒中容得下/辽阔的大地,深邃的苍穹”。中国革命诗人的眼睛往往只有面临的事物,世界在他们的视野里变得非常狭窄,没有哲思,也缺乏想象,不及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艾吕雅、希克梅特们。

  西北山城延安曾经是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周围一带叫解放区。政权的基础是农民,而抗战的主力也是农民,这样,乡土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适时地被利用起来;所谓“中国作风”、“民族形式”、“老百姓喜闻乐见”等等,说的都是这个传统。毛泽东把它同马克思主义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文艺思想强调文艺“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从内容到形式,他在著名的讲话里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即以歌颂、普及为主。为了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基本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来说,“改造”和“整顿”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诗人开始放声歌唱革命领袖,歌唱生产模范和战斗英雄,歌唱边区的光明;至于形式,基本上采用民歌体。其一是五、七言的老民歌格式,连以写自由诗出名的艾青、田间也改用了这种格式,特别是田间;再有一种流行的民歌形式,就是本地的信天游。何其芳大体上采用自由诗体,卞之琳还用商籁体写他的《慰劳信集》,但写作心态是“整风式”的,是个人对集体的皈依。延安诗歌是二三十年代革命诗歌的合理的延伸,而且体制化了,发端于五四的个人主义的新诗传统至此发生严重断裂。大传统覆盖了小传统。

打印本文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