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讽刺性的一刻。我们是在“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此刻中国又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野蛮人”之感却仍如此强烈。这种“野蛮感”也正是我内心不安的源泉。我们搞不清哥特式的建筑、巴洛克风格的音乐、王尔德的讥讽天才，没法读法文、德文、俄文的著作。即使面对耗尽我们心思的中国问题，也经常发现这些西方学者比我们研究得更深入，甚至写作得更优雅。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失去了徐志摩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身处中国历史的低谷，但仍有一股东方式的典雅。在多年的革命、种种反智运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几代中国人成了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与中国的传统失去联系，也对世界不甚了了。糟糕的教育、庸俗的社会环境，扼杀了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逻辑感，还把错误的观念与事实塞满了我们的头脑。以至于我们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就是那些最成功地拒绝正规教育的人。

　　仅仅感慨我们自身的“野蛮”吗？它不过是另一种自怜，而且可能变成一种责任推卸——是社会与时代环境使然，个人无能为力。在海外中国学生的社群中，两种极端看法一直并存着。大多数人庸庸碌碌，埋头于自己的小世界，而另一小部分人则以谴责自己的国家与时代为乐，一副愤愤然的样子。但他们的情绪也多少像是鲁迅在多年前批评的对象：“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我怀疑自己也曾陷入了同样的“愤愤然”的境地。在那些古老学院中穿梭时，多少像是波兰诗人米沃什走在巴黎街头的感慨：“走过笛卡尔街，/我朝塞纳河走去，这是一个年轻的野蛮人在旅行，/他因身处世界的中心而惶恐。”

　　我忘记了一个国家的转变是漫长而无序的，眼前令我不悦的现象，可能在这场巨大的转变中难以避免。更重要的是，我把自己的无力感转嫁给社会环境。谴责别人，比改变自己的无能要容易得多。

　　我需要更有耐心也更富创造力地面对这一切。在庞德感慨美国的野蛮，米沃什在巴黎感到惶恐时，他们都在为世界增添新的内容。传统与文明固然美妙，但它不仅滋养人，也可能是巨大的束缚。传统的“野蛮”或许粗鄙，却也可能蕴涵着新的可能性。

　　在《经验与贫乏》中，沃尔特·本雅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欧洲人是传统中断的一代人、经验贫乏的一代人。但正是在贫乏中，可能诞生一种新的创造力。他们只为那些有现代感的人写作……而不为那些在对文艺复兴或洛可可的热望中耗费自己生命的人，而在这种外在及内在的贫乏环境中，可能产生真正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