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部诗集《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歌由四言到五言、七言、长短句，由古体到近体，从格律不那么严谨到平平仄仄，按谱填词，其间有变迁，有发展，也有倒退。正如鲁迅说的，诗到唐代已经做完，从主题到体式大体完备，任是神通广大的天才怎样的翻筋斗，也难跳出如来的掌心。清末谭嗣同、夏曾佑一流提出“诗界革命”，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实际上相当于缠足妇女的放脚，即“解放脚”，“解放”以后仍然只能歪歪扭扭地走路，比起天足来实在差得远。

　　近两千年的诗歌历程，也曾产生过几位大诗人，但是在整体上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中国历史长期定位于专制政治和农业文明有关，它与社会一治一乱循环往复的超稳定结构是相对应的，概括一点说就是缺乏自由。在一个封闭的沉闷迟滞的社会里，大诗人只能如晨星一般寥落出现，要产生群星灿烂的局面简直是不可能的。就拿已经出现的几位大诗人来说，也都同具有相当自由度的社会背景有关。比如屈原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思想便很活跃，活动也比较自由。那时的人们到邻国或敌国去，不用怎么办签证；国家的要害部门也常常使用外国人掌管，即所谓“客卿”，官至总理部长的例子也不少。李白、杜甫生活在唐代，“汉唐气象”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诗人基本上享受不到政治自由；貌似自由的东西，其实是开明专制，古人叫作“王道”的，然而即便下决心行行这王道的帝王也甚少，最后还是让“霸道”跑了出来。屈原以后，像嵇康、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苏轼等，不是被杀头，就是遭流放。明代大兴文字狱，连诗人的种子也被扼杀了；清代较为出色的几位都是在刀边生活的，诗性来源于民族意识，剩下的大多是太平世界的歌者，唯有一个龚自珍唱的是挽歌。国家权威、儒教权威、社会权威，构成诗人的巨大的精神压迫，他们的权利遭到剥夺，个性深受禁锢，奴性普遍滋长，因此，除了在一些山水诗和田园诗中偶尔发现一点纯真之外，可以说满纸牢骚。想做奴才而不能，然而又不愿做奴隶，“行路难”于是成为东方诗人反复咏唱的主题。但是，反抗、挑战之声是没有的。

　　象形的汉字以其繁难玄奥，成了诗人构筑迷宫的绝好材料。他们讲究炼字，寻找“诗眼”，对仗要工整，押韵要严格，这样，写诗只好缩减为一种堆砌、镶嵌的手艺。被称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的“赋、比、兴”，赋多是做颂诗的时候用的，所以后来发展为汉赋，提倡排国宴一般的铺张；比可以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至于兴，悄然登场，实质上意在回避人们的注意力。“温柔敦厚”既作为诗教，类似“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要求当然是合理的；而含蓄，即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也就随之被公认为写诗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