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阱与循环这样的描述太笼统、太模糊了，”他盯着我的眼睛说，“好像真的存在某种历史定律，你逃不出它的控制。”而他列举的三个时代，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特性：尼古拉一世的保守趋向，是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浪潮的反应，他要保护沙皇的专制；勃列日涅夫是为了延续苏联官僚集体的生命，扼杀各种改革的倾向；普京试图完成统治的私人化。

　　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尼基塔的历史判断力。他声称八岁就意识到苏联制度的问题：他的科学家母亲每天勤奋工作，却不得不用一条细线把肥皂切成两块，一半留给自己，一半让他带到寄宿学校。他体验过80年代末的无比希望，也经历过90年代市场乌托邦的幻灭。他是个坚定的自由派，你也可以说他是个亲西方派，他对最近几年重新泛起的“俄罗斯特殊论”深感不安。自从恰达耶夫在1836年发表《哲学书简》以来，亲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前者相信，唯有借助西欧观念，俄罗斯才能最终走上变革之路；斯拉夫派则沉迷于俄罗斯的特殊性与神圣性，他们相信人类的全部历史就是精神与物质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俄罗斯代表这种拯救人类的精神力量。这也是一场遮蔽真实动机的辩论，在文化、精神这些词汇背后，是对政治形态的主张。因为不能直接攻击沙皇专制，亲西方派选择了赞扬西欧，当斯拉夫派为俄罗斯传统辩护时，他们也巩固了现有的政治制度。

　　对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切太过熟悉了。多年来，我们不也正在“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特殊论”之间反复摇摆吗？我问了尼基塔很多问题：俄国知识分子的角色，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和西方的关系。它们关乎俄罗斯的过去与未来，也都指向中国。

　　但是中国从未蕴育出俄罗斯式的反抗精神。在谈到俄国知识分子传统时，没有一个中国读书人不发出由衷的赞叹。两年前当索尔仁尼琴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我记得一个画家在北京的七九八艺术区发出这样的感慨：“什么时候，我们能产生出这样的人物？”面对同样的人类悲剧，他们产生了道德与知识上的巨人，而我们这里却什么也没产生。在另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我则发现更为绝望的类比：当萨哈罗夫依靠谈论核竞赛、环境危机与世界和平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而“中国的萨哈罗夫”则在呼吁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学生的伙食。他们拥有一个比我们更辽阔、也更纯粹的精神世界。

　　尼基塔不赞成我的溢美之词，在他看来，整个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暗淡无光，他们大多对邪恶选择了沉默与合作，除了那少数几个传奇人物，比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或是政治性更淡的约瑟夫·布罗茨基……但他们太少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是这最后的传奇，我去她在阿尔巴特街的家拜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