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瓦河上阿芙乐尔舰的炮声虽然已经停歇，但是，辽阔的俄罗斯土地仍然回响着炸弹的轰鸣。战争、饥饿、传染病、仇恨与痛苦的情绪到处蔓延。一夜之间，知识界发现自己被抛弃到社会的最底层。正如十月革命的领袖人物托洛茨基形容说的：“大批诗人和小说家都觉得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为这块正在走向灭亡的土地举行葬礼。”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是被镇压，被“捕狼的猎犬”活活害死的。勃洛克以憧憬革命的《十二个》闻名于世，却在惨淡的命运中辞世；叶赛宁也是在恫吓、压制、“社会审判”下自杀的；茨维塔耶娃自杀时简直走投无路，贫困到极点，连一个洗碗工也不让做。受到批判和迫害的诗人为数更多，沃洛申、阿赫玛托娃是其中最著名的。还有众多的流亡者，从蒲宁、吉皮乌斯直到后来的布罗茨基。

　　这些主要是二十年代末的事。苏俄建国初期，诗歌颇为流行，各种主义和流派吵闹不已，纳博科夫的描写是：“整个俄罗斯可以分成无数个梦境。”这种状况是中国所没有的。当然，这种近乎繁荣的景象并非由革命挟带前来，而是革命前的既成局面的一种延伸。被文学史家称作“白银时代”的时代早已开始。其中，一些为苏维埃而战斗的年轻人热烈讴歌当前宏伟的革命事件，马雅可夫斯基是他们的偶像，诗风是夸张的、粗暴的、突进式的，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宗教色彩，很不同于像勃洛克那样一批成名的诗人。后者有着更多的个人的、人文主义的、艺术创造的色彩，他们忠实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革命的需要，因此在把他们的诗思同生活联系起来时，会表现得特别丰富多样；面对周围的压力和世界的剧变，他们不懂得掩饰内心的惊恐、痛苦、愤怒和迷惘，极力通过诗歌表达对强加的命运的拒绝。而这种状况，也同样是中国所没有的。

　　勃洛克在普希金逝世84周年的讲演《诗人的使命》中说：“对于诗人而言，要使和谐获得自由，‘安宁与自由’是必要的。但是，安宁和自由还是被剥夺了。剥夺的不是外部的安宁，而是创作的宁静；剥夺的不是孩子的自由，不是自由化的自由，而是创作的意志自由、神圣的自由。因而，诗人死了，因为他呼吸不到任何空气了，生活失去了意义。”诗人之死不单是历史现象，也是现实的情形，勃洛克很快就对革命失望了，抑郁代替了热情，并因此严重毁坏了他的健康。他不再为苏维埃官僚制度辩护。伊万诺夫－拉佐姆尼克证实说：“不是勃洛克的心灵改变了，而是革命的心灵改变了；勃洛克没有埋葬任何东西，但是，当被自发的爆炸净化了的历史的空气重又变得沉浊的时候，他窒息死了。”对于整整一代苏联诗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在“时代”的范畴和他们的道德与艺术的尊严之间双重性格地生存下去？